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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号档案守护者

引用了为“特殊机密”献出生命的陈为人故事。   1931年底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后,张唯一这时已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(后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)秘书处负责人,实在难以兼顾文库工作。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,调任陈为人管理“一号机密”,由张唯一单线联系。   陈为人,1928年当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。1928年底和1931年春,他在东北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,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。出狱休养一段时间后,陈为人接到了新任务——调他们x去守护地下文库。  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,陈为人将隐蔽在“老太爷”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,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:第一层卧室兼客厅,第二层为卧室,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,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,两墙当中存放文件。阁楼中间放了大火炉,平时整理过的文件碎片、书籍随手烧掉;一旦出现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,一根火柴就可以实现x俩“定以生命相护,宁可放火烧楼,与文件俱焚”的誓言。   按照1929年《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》的要求,中央文库对外要以“家庭化”的形式出现。陈为人是湖南人,因此他开设了一家湘绣店作为掩护,妻子韩慧英则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员。   陈为人白天做生意,晚上关上店门,上到三楼密室,关死窗户,拉严窗帘,在昏暗的台灯下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。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、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,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,把大字改成小字,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。这样,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减小体积,进而缩小目标,避免敌人的耳目,便于保管和转移。   经过一段时间,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,共2万余件。打开箱子,最上面是陈为人手书的《开箱必读》,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,按文件形成的时间、地区、作者等分类编号,一目了然。   中央文库珍藏的是中共中央、中华苏维埃政府、中国工农红军早期最重要、最机密的文件资料。文库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,独址居住,独立活动,不参加党的会议,不参加xx、撒传单等公开活动。因此在同外界的联系上,由妻子韩慧芝负责,陈为人只是驻守档案库。为防不测,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文库负责人单线联系。所以即使是党的高级领导人,也没有几个知道“存文组宣毛”中的这个“文”在哪里。   进入20世纪30年代,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。在敌特、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,一遇情况有异,档案库必须立即转移。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,有一次甚至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白俄老妇人的楼上。老太婆的儿子是个巡捕,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x党,却不知他家楼上就住着真正的x党。   1935年2月,由于叛徒告密,张唯一被捕。两天后,不明情况的韩慧芝按原计划前去接头,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。妻子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,陈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,可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,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转移文库。   党的秘密条例规定,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。可要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实在不易,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。一时之间,陈为人既不便找党内同志,也不能找外人。他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合兴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,但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。当时,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掉联系,断了经费来源,自己早已衣食无着,饥一顿饱一顿。但他化名张惠高,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,不顾一切地租了下来。   本来一家人生活就很清贫,现在他要孤身保管地下文库,还要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。为了文库的安危,又不能出去工作,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陈为人只好典当衣物,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。到最后,他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,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,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“表面文章”。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。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,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,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,又把鱼片藏起来。就这样,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之久。  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,陈为人急得去找鲁迅帮忙,还靠进步知识青年李慕英到外面教书接济。但是掩护机关始终是个难题,最后不得已,他写信把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找来帮忙。   韩慧如眼前的姐夫除去身上穿的,一时不用的衣服都已卖掉,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;煤球数着用,楼下摆着绝对不能吃的月饼,一岁的婴儿常常以水代奶。当她明白了姐夫做的是何等“生意”,什么话都没有说,挑起了料理家务、照顾孩子的责任,并拿出自己积攒的300块银元。   为维持生计,陈为人总是天黑时出门买山芋,堆在亭子间里。可怜的是那三个孩子,饥饿难熬。看到锅里剩下的那点粥哭闹着要吃。天真的孩子们哪里知道,那是他们的晚餐。陈为人“狠心”地说:‘“我们是吃点心,点心点心,就是点点心的,不要吃饱的。”孩子不解了:“为什么我们天天吃点心呢?”陈为人看到孩子愁眉苦脸的样子,只有“苦中作乐”,转而高兴地提议:“吃完点心,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?来,跳个舞吧。”他自己先跳,逗得孩子笑个不停。   面临着几年来最大的困难,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,并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,陈为人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。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,却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,叮嘱不要再来。没其他办法,他只好用党内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,还让韩慧如晚间一次次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贴子,“天皇皇,地皇皇,我家有个夜哭郎”,以期引起地下党的注意。   1935年底,韩慧芝被释出狱。为了生计,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,不想这却给陈为人带来了转机。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,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,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。他们这才知道,受党的委托,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。   1936年秋,陈为人终于与徐强接上关系。对这一次接头的情景,徐强记忆很深:“我见到为人,脸色苍白,身体十分瘦弱,正在x。他不敢借钱,又不敢找朋友帮忙,肩上的担子重啊!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。我几次问他的住址,他都不敢讲。”   而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,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,还与孩子们说笑道:“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,把盘子都舔光了。”   陈为人早年在东北狱中就感染上了肺病,接手地下文库后,长期忍饥挨饿,缺医少药,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把萝卜当水果吃。眼见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,再独自担当重任,危险很大,为陈为人的身体也为了文库的安全,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。1936年底的一天,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,把六箱档案并进四个大皮箱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。接受文件箱的周小姐故意当众大声说道:“哎呀,张先生,这些破旧货你替我保管这么长时间,还劳你亲自送来,真过意不去。”她连声称谢,将两块银元塞进陈为人的怀里。   移交完文件,卸下了几年的重担,陈为人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,半年之后病重不起。为了挽救他的生命,党组织特意对韩慧英说:“只要能保住为人,需要用多少钱,就用多少钱。”可陈为人不忍党在极端困难时期把少得可怜的经费浪费在自己身上,党组织只好多次派党内x到家里为他治病。无奈他沉疴日重,1937年3月12晚,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。1945年中共“七大”追认陈为人为x烈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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